（一）从“超女”、“快男”到“中国好歌曲”。作为音乐和电视工业结合产物的音乐选秀，在制造音像奇观的同时，更在今日演变成为承载工作与劳动这一“元叙事”的平台。从“老子明天不上班，不用见客户装孙子，明天不上班可以活出一点真实”（《老子明天不上班》）到“她妈妈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唱歌的，没有固定工资，不想她嫁给我”（《她妈妈不喜欢我》），敏锐的人们会感觉到，这是新自由主义时代劳动不稳定化带来的普遍神话和焦虑。音乐、工作与美好生活，这样的叙事被不断地吟唱。 仔细考察中国流行音乐史，正统的唱片发行作为固定盈利模式的黄金时代本就极其短暂。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双轨制和市场化的大潮下，被砸了铁饭碗的大量音乐人才从一开始就是以青歌赛、晚会、走穴、歌舞厅等方式谋生，再加上独特的版权制度，可以说港台和欧美流行乐那种比较稳固的唱片工业形态从来就没有在大陆确立过。如今音乐选秀的大行其道就部分源于这笔奇特的“遗产”。在这种背景下，流水线标准化唱片工业，还未被中国人完全接受，就被抛弃了。一个连带的结果就是，那些独立音乐人梦寐以求的高端细分市场也不容易形成。 选秀音乐工业的悖谬之处就在于此。这样一笔“遗产”催生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这样一个人人渴求劳动价值、稳定就业的国家，却因处在劳动关系转型的时期，不管是曾经属于体制内的文艺工作者，还是各种职业歌手，都处在一种不稳定状态，甚至被看成没有固定收入的“天桥艺人”。我们需要在这个劳动关系变迁的意义上来理解“她妈妈”为什么“不喜欢我”，因为“我没有固定工作”。 （二） 不管是“她妈妈”还是“我爸爸”，所有的父母基本上都以反对甚至贬低孩子搞音乐的“守旧”家长形象出现，与追求梦想和自由的孩子之间构成对立关系。但是这些模糊了面目的同质家长的出现，遮蔽的正是作为经历了传统体制历史的一代人对于稳定劳动关系仍然强烈的诉求，和对劳动生产性的朴素认知。而子女们通过选秀胜出，证明自己是对的、家长是错的，以此完成反叛，从而为一种新的、自负盈亏式的、不稳定的、临时的工作伦理提供充分的正当性。 这种新的工作伦理得以顺畅运转的奥秘在于，它把唤寻出的理想主体安置在了工业时代异化劳动的对立面上，即逃离劳动控制，“老子明天不上班，不用见客户装孙子，明天不上班可以活出一点真实”。“老子”们并不是不想要固定工作，而恰恰是他们，真切地体验到，在这个时代，固定工作往往不再意味着福利与尊严。 要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那些参加选秀的青少年和不想上班的音乐人。在他们破釜沉舟的“奋斗”背后，依然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迁的向往。因此，将他们的诉求转化为带有公共表达性的行动和主张，不再只是反抗“她妈妈”和“我爸爸”，而是打造了一个人人有份稳定收入、想唱就唱的自由世界，才是真正的解放之路。 根据这篇文章，在当今时代：
A.稳定的工作被追求纯粹梦想的人所鄙视 B.追求自由的音乐人仍然渴望福利与尊严 C.音乐工业回归以唱片发行为主的盈利模式 D.市场化使音乐工作者逐渐沦为社会的底层